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在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一场美其名日“和平会议”的谈判正在召开。

这一年，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的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首次表现出了不畏列强的气势，不仅强烈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列强取消在华的所有特权，尤其是在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的各项权利等。

但是，这样的要求对于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而言，似乎只是一枚没有任何杀伤力的虚拟炮弹，列强不但对于中国的要求嗤之以鼻，而且实施强烈反击，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更为可笑的是，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就像瘪了的气球，蔫了的黄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愤怒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活动。随后，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军警予以镇压，并逮捕了32名学生代表。

当各地报刊将这一消息登载之后，将商人利益视为主要责任的商会并没有袖手旁观，一场轰轰烈烈的由商会帮助学生并带动各界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1919年5月7日，天津商会用非常鲜明的态度直接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日人对于我国青岛，无条约根据承袭德人之后，竟强占不归，殊与我国领土主权攸关。刻全国合力协争，期于必达目的，使日人将青岛完全旧还。用特电恳诸公力为主张，勿稍退让，必将青岛收回，以保领土。”

而当大批学生于6月3日再次遭到军警逮捕之后,天津商会已不再用发电报的方式来表明态度，马上采取了实际行动。天津商会会长在接见天津学生联合会讲演团的代表之后，立刻召集各行商董就举行大规模罢市活动召开特别会议。

但是，天津官府在’导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实施了强力阻挠，直隶省长曹锐曾两次训令天津总商会:“津埠华洋杂处，至关重要，并希妥慎伤维，以安秩序。”

面对官府的强大压力,商会是不是退缩了？天津总商会融会长卞荫昌针对政府的刁难马上提出了硬性要求:“可先致电中央，要求惩办卖国贼，保护学生，限二日复电，否则即行罢市。”但这样的要求在当时正在举行的公民大会看来还是太弱，并最终决定即刻罢市，连夜印制了大量罢市布告。

次日，天津总商会亲臼出面发布罢市通告，组织商人统一举行罢市。之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发生商人罢市风潮。天津《益世报》曾报道：“各绸缎洋布庄等，其罢市景象尤觉可敬，诚不愧为头等商号。”“宫北之各家银号，均为本埠巨商，其一日出入即可获巨额之利息，今亦毅然决然全体罢市，虽为重大牺牲，亦所不惜，其爱国救亡之观念似又加入一等矣。”

由商会组织的罢市活动最终引发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徐世昌被迫提出辞职，“中国代表团”终末在合约上签字。可以说，在商会迄今为止所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活动之一一一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会用特跳的方式将商会推向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商会建立的出发点始终是“生活相互亲睦，经济给予扶助”，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保护。帮助商入或者是其他群体已经成为商会至高无上的信仰。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中记载着北京临襄会馆碑记的内容：“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遂各筹同乡会聚之地，及停枢厝棺之所，与夫永久经费之预备。于是会馆义园置产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吾也。”由此可见,将一种情谊在商人之间建立起来，并形成互帮互助的氛围，成为商会建立的初衷,最初受地域所限，为方便各个商人行商，而以会馆的形式将同籍商人聚集起来。

《山西票号史料》记载:“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禀请大部核夺施行。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惰告知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由此可见，晋商商会以聚会的形式将山西商人召集起来对商路走向进行探讨，而且为了实现会议的公平公正性，商会会对各令商人参会提出要求。

《新立规碑记》记载：“兹因世道不古，人心不齐，有亏于圣事者多矣。我鲁班社由来已久……我们不忍坐视，遂合公议,严立新规……便无耻工作，知其新规，有所警畏，而从前隐循掩护之弊，可以顿除也，今将新立条例开列于左，以志永远不朽之尔。”由此可见，商会为了规范市面秩序，召回商人信用，帮助商人广开商路而立定了逐条新规。

以上碑文记载都是商会为方便商人经商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无论从商会目标，还是会议形式，抑或是管理条例上都显示出商会“助商为本，助人为本”的性质。

不得不承认，商会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做大。商会作为我国组织团体的典范之一,将诸多优秀的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商会之名也日益远播。”助人为善”成为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商会代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