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年会重磅嘉宾云集，经济学家、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佑兴，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庄光明，湖北省工商联主席、湖北省总商会会长党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委员、副会长孙念瑞，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全联并购公会党委书记、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全联并购公会常务会长、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郑建彪，全联并购公会提名常务会长、湖北省并购联合会会长、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立新等领导齐聚一堂，共话并购发展新机遇。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黎苑楚，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红兵，湖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张龙，湖北省委社会工作部二级巡视员朱红，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程春生，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信贷部总经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合，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英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业务总监禹华初，湖北省并购联合会荣誉会长戴伟，武昌船舶重工集团董事长姜涛等相关领导和嘉宾也出席大会。

年会设置了嘉宾致辞、主旨演讲、发布与揭牌仪式、圆桌对话等精彩环节。年会上午由全国工商联第十三届常委、全联并购公会会长、尚融资本创始及管理合伙人尉立东主持。

很高兴出席并购公会年会并作发言。刚才几位演讲嘉宾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资本市场并购的作用作了很好的阐释。杨伟民主任分别从需求侧、供给侧谈了支撑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看法，我都非常赞成。屠光绍市长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并购对促进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独特意义。

大家都知道，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增长的持续动力主要来自于创新支撑的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经济减速的困境和压力，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共同导致的。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今年9月份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更多是从逆周期调控来加快经济增长，希望尽可能稳定经济下降的趋势，并逆转这一格局。但从中长期角度看，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主要在于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正确引导并推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几个重要转型。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目前我们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的三大转型。

第一，服务经济转型。这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高的趋势决定的。过去我们学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说的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低，但是服务消费恰恰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收入水平越高服务消费比重越高。另一个因素是，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精细化定制，会形成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专业化分离和业务融合的需求。这两个趋势会导致中国未来经济更多向服务经济转型，也就是说GDP比重中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在总体就业中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会越来越高。

第二，数字智能转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广泛而深刻渗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结果是数字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按照现有的统计，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5%左右，但我们与美国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数字经济渗透会产生广泛深刻的创新蔓延，日益细化的专业化数字创新和服务，会带来巨大的创新、创业、投资机会，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了。数字智能转型会延伸出发展、创新、增长、投资的日益细化和多样的赛道，恰恰是日益细化的专业化分工、创新和投资，给我们带来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

虽然在半导体技术方面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人对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的包容接受程度高，我们巨大的消费市场使得数字经济领域任何精细化创新形成的服务模式都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并盈利，这使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应用+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即便没有海外业务的拓展，也能实现盈利，这可能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更有优势的原因。针对我们比较薄弱的先进制造半导体领域，有关方面也在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并推进必要的进口替代，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和信息安全隐患。

第三，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低碳转型从早期注重环保、生态，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后，转向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了当前的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改善和碳中和约束，形成的创新、投资和增长动能也越来越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专门对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作了更完整的阐释，提出要做到增绿、减污、降碳、增长“四位一体”，绿色低碳转型一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我们现在在新能源转型、生态建设、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方面加快了投资步伐。前两天，我参加美国能源基金会成立25周年论坛，一些欧美与会代表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已经主导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新能源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技术和成本竞争优势。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除了已经成熟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外，包括CCUS、核聚变、合成生物等新技术，现在都在引起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那数字智能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与并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汇报一下我的理解。

第一，数字智能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是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过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一定是数字智能的电力体系，离开数字智能技术就不可能构建具有弹性的适应风光发电间歇性的能源体系。华为公司为什么要专门成立数字能源公司？是因为华为看到了这一趋势，华为的数字能源技术用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建设，以及基于绿色电力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转型。所以绿色低碳能源本质上是数字能源。从数字智能转型来看，必须是绿色低碳电力支撑的数字智能体系。

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字智能转型后形成的数字经济体系是高耗能的经济体系，今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长可能在5%-6%之间，但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相关的用电，增长了约30%。随着数字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能耗是不断提高的，如果不建立在绿色电力支撑基础上，就会成为高碳排放的转型，不会有利于实现“双碳”目标，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说，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必须是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过程，并购重组有利于促进这一相互融合的进程。

第二，数字智能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相互之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支撑。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相互融合，促进相互融合的产业和技术生态的形成，并购是可以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碳中和”已成为资源配置的约束边界，会促成高耗能的数字技术、数据算力中心、大模型训练等数字经济不同领域，通过横向并购具有碳资产价值的绿色低碳企业或者资产，以实现绿色数字转型。我们都知道蚂蚁金服做了蚂蚁森林，为什么要做蚂蚁森林？当然这不是他并购的，而是自己发起做的。因为蚂蚁森林的不断扩大，森林密度不断提高，会形成可观的碳汇资产。蚂蚁金服是高耗电数字技术公司，他们也会面临碳中和压力，通过蚂蚁森林的努力，可以形成有利于碳中和的资产。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公司，开始关注具有碳汇潜力和碳资产价值的绿色低碳企业，包括新能源企业的资产。随着碳达峰向碳中和的转变，并购新能源和碳资产的压力会持续增加，未来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数字智能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需要并购重组赋能。美国人提出未来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是科技领域的竞争，特别是数字智能领域的科技竞争，这也是美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对中国设置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原因。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会迫使企业无论是从纵向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角度，还是横向业务融合的角度，都会努力在全方位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创新生态，通过并购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获取更高的产业附加值，这种趋势会表现的日益明显。

第五，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智能制造，会催生更多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的供给，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和业务融合变得更加紧密，这一过程中的并购重组的日益活跃。

第六，产能过剩需要并购重组来促进过剩产能的市场化出清。数字智能领域和绿色低碳领域都广泛存在着产能过剩，给市场化并购产生机会。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具有体制特征，不仅在绿色低碳领域如此，即便是在半导体等数字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如何化解产能过剩，扩大内需和企业出海布局只是一种选择，但要使产业发展实现充分竞争基础上的优胜劣汰，并购应该更好发挥市场出清的功能。

最后，要努力构建有利于并购重组的市场和监管生态。从金融服务看，需要创新更多的金融产品的工具，刚才屠市长已经有过介绍。对监管部门来说，虽然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新的鼓励并购监管指南和规则，但需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上市公司日益多样化的并购行为和模式。还需要确保监管规则及其实施更加规范透明，使基于规则的监管更具可预见性，减少来自监管的不确定性风险。

以上是我的发言，供大家批评指正。